更新日期: 2005年12月19 周一 By: liuchunfeng 更多

点击看全图

柳淳风：你们想要消解个性和图式化，但很多人质疑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绘画这种方式？
赖盛：确切的说，我们并不是要消解个性和图式化。我们是在怀疑这些东西，很多艺术家作出与众不同的姿态或画出新奇的图式是有他的先锋意义的。但个性的悲哀之处就是它一旦被人认可，它就成了自己的掘墓人。事实上，我很害怕别人说我是一位有个性的画家，这就好比我们平时说一个女孩长得不漂亮，就说她很可爱，如果还不可爱，就只能说它很有气质，如果连气质都没有，就只能夸她有个性了。个性的价值在于异质性，但异质往往都是丑陋甚至变态的东西。很多艺术家滥用这些异质的元素，例如暴力、血腥、色情等等。他们就像商量好似的在一窝蜂的做这些事情。从这点来看，异质的价值被抹杀了，我们只看到他们争夺评论家眼球，博取国外收藏家同情的同一性。我们选择绘画和选择其他任何艺术的方式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后来也做了诸如艺术颁奖，招聘以及艺术四六级考级等等。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选择绘画这种方式。我觉得绘画的方式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一部分观点。


柳淳风：是什么促使你们关注那些无意义的场景？
答：因为我觉得那些场景很有意义。



柳淳风：你觉得你们与上一代的艺术家有什么不同或相同？
答：他们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而我们除了理想也认同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我们不会因为对现状失望而变得无聊和痞，相反，我们会更努力的适应并改进环境，并享受商业文化带来的快感。事实上，上一代人也没有拒绝商业的勇气和能力，只是很多人不承认而已。


柳淳风：你觉得你们的艺术行为是不是对上一代艺术家的一种反叛？

赖盛：我们的艺术方式确实与以前的艺术家有一些不同，但是在对艺术的追求上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想创造新的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候在建构意义之前不得不用一些破坏的方式去解构某些传统的东西，但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反叛，而且我认为反叛和个性一样是个很中性的词。它也是个很平常的事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反叛死亡，而平常的事情也就是没多少创造力的事情，所以单纯反叛的东西价值非常有限。

柳淳风：我听说你们的公司现在是以成员递交策划案的形式来生产艺术，你是怎么样想到给中国当代艺术颁奖这个策划案的？
赖盛：在传媒发达的商业社会里，其实艺术圈中也有很多娱乐的因素，艺术家象明星一样被炒作，被追捧，艺术家也该上星光大道接受FANS的热情，也可以向大家表示他们的谢意，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觉得应该为艺术家们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形式上，我们是用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戏拟和娱乐的方式向当代艺术前辈致敬，当然也与同志们互相勉励。
柳淳风：你们为什么要出当代艺术四六级考题？你们出的考题是不是对当代艺术的一些批评？
赖盛：是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考题达到普及中国当代艺术知识和并且使人愉快的接受这些知识的目的，虽然在形式上有些搞笑，但如果说我们没有一点严肃的批判精神我是不接受的。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是严肃的艺术家，我们在认真的进行艺术实验。我们希望那些考题能启发观众在面对当代艺术时能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柳淳风：艺术创作之余，你喜欢干些什么，最想干什么？
赖盛：看书啦，看电影啦，玩啦，听音乐啦，消费啦，赚钱啦。反正很多东西都喜欢。
柳淳风：为什么选择三个人一起做艺术？
赖盛：团结就是力量！虽然说三个和尚没水喝，但那是处于没组织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引进公司机制来做艺术，为的就是使所有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
柳淳风：那你觉得你们跟村上隆有区别吗？
赖盛 ：我想川上隆、颜磊这些艺术家他们更多的是通过一种雇佣的方式来工作，而那些被雇佣的人实际上只是他们手中一颗棋子，颜磊还是操纵者，是老板，是艺术包工头。我们三个人是平等的、独立的，有个性的人，而且甚至互相不服气的人。我们之间是合作关系。我们在一起做的事情有更多的矛盾，更多的冲突。我觉得这里面就会有更多的意思。
柳淳风：矛盾会不会越来越抵消你们的力量呢？
赖盛：我倒觉得矛盾越大力量越大，在我的概念里面，如果没有矛盾，一片平和的话，那就是没有力量了。我们觉得最担心的实际上不是有矛盾，而是我们将来会矛盾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团体或公司了。因为如果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能力也一样的话，按照现代的公司企业制度，那不就需要裁员了吗。
柳淳风：现代的公司制度强调分工合作，我看你们的东西好象又不是单纯的分工合作，或者说是也存在一些别的方式，比如说你们的“接龙”，你觉得这也能够体现出你们的这种公司制度吗？
赖盛：我觉得接龙不仅仅是你一言我一语，更重要的是互相解构，是互相调侃和反讽。因为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在里面，就是当我们画了一批没有意义的场景之后形成系列画作，仿佛出现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和无意义的意义，好象又接近于那种宏大叙事或者说形成某种深度模式了。这违背了我们的初衷。这时我们就想到了“聊天室”的概念，因为网络聊天室上是最无聊的地方，每个人都似乎很有思想，包括取的那些名字都好象很有诗意，很有内涵，或者很有深度，很有趣。说的话，还都是些书面语言，有的好象还很有才气，但整个聊天室最后就是一个无聊的机器，可从网民的角度来说，聊天室又可能是网络虚拟世界中最人性化，最有“意义”的发明了。聊天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存在，很无意义，却又很有“意义”。我们就想到通过你一言我一语，既达到对话的目的，又达到 解构的目的。因为，第一个人在画面上画的时候，他肯定有他对画面的一个看法，或者他对画面的一个没有看法的看法。那么第二个人，就会解构他的看法。我会根据他的东西来表达我的看法，这样就解构了他。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解构，最后就可以变成一种不知所云的东西，这就是一个聊天室。但是我们所呈现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无意义的话语或空间，最后呈现出了一个产品，一个物质的东西，一张画。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柳淳风：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单个艺术家所达不到的一种结果吧。
赖盛：对，这样也可以区别于简单的工业化大生产。工业化大生产，我刚才说了，就像是村上隆那种，他可以雇佣很多人，也可以作到一个艺术家达不到但很多人能够作到的一种效果，可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更大的画面。但是我们这种形式，就不仅仅是这些，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等等，我们还有更加矛盾，更加复杂，甚至更加无聊，更乱，更慢。也许我们的产品中有更多的生命和无聊时刻。
柳淳风：那是不是你觉得你们的这种公司与其他的艺术组合有所不同呢？
赖盛：我觉得肯定有相似的地方。任何反传统的东西也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东西肯定与其他的组合有相似的地方，甚至是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特点就是首先我们解决了艺术公司化，既分工合作又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很鼓励这种个人的才能和天赋的。一个在公司干得优秀的人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升职，提薪，甚至可以取代以前的总裁成为董事，董事长。我们希望将来有新人加入公司，带动公司的艺术创作，谁有能力，谁就是未来的CEO，而我们这些老成员也就会退居二线或根据创作能力和业绩享受股份。这样就避免了那种组合的概念。
柳淳风：这是不是你们三个人最开始做的时候同样遇到的问题？
赖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思想更简单，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做着做着，就发现我们越走越远了。然后可能突然也发现了，有其他组合的存在，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了，我们想做也并是一个组合的概念。因为我们最开始最原始的目的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不满足于一种固有的创作模式。或者是不想去迎合别人对画面的口味，因为曾经我们也迎合过，因为哪一个画家都是想赚钱的，我觉得肯定，大家都想把画卖出去，都想成名。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很痛苦，实际上。你不是要考虑这个就是要考虑那个，你要考虑任何人。最后你就发现，你确实很难受。
柳淳风：有人说你们这一代人很脆弱，你认为你们的困惑是什么？
赖盛：我们觉得所有时代的艺术家都曾经遇到不同的困惑。但是不同的时代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它。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叛心理，对父母，对学校，对家庭，甚至说是对社会。有的人可能就反叛得更明显，有的人可能就是以不反叛的态度去表示自己的反叛。我们呢，就是属于那种既反抗又很现实，甚至还很喜欢这种体制。我们实际上，虽然很讨厌商业控制艺术，但又很享受商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愉悦。不管是感官的，物质的，甚至生活方式，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反抗电视，认为电视是一种暴力，但实际上我们又很喜欢看电视。因为不看电视的人，你就没有资格来说电视是一种暴力。
柳淳风：你觉得电视题材最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赖盛：我觉得就是它确实很无聊，但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又不知不觉的想打开这个电视，而且一旦打开，我就会看到所有节目都结束，就是等到那个圆形检修图象出现为止。我觉得就是像吸烟一样，可能就是那种感觉，你就是上瘾了。任何能让人上瘾的东西，我觉得就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在那里。电视就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和聊天室一样是个奇怪的存在。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变得不思考，头脑越来越简单。很多朋友都很反感看电视，尤其是那些有点文化的人。我也知道很无聊，什么环珠格格啊，什么新闻联播啊，各种各样的广告啊，都很无聊，包括国外大片以及各种娱乐节目，都很无聊。但是呢，又总觉得能在里面得到快乐，或者说快感，我想无论是电视、杂志还是网络聊天都是当代文化的奇怪的存在，是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
柳淳风：你们三个人一起创作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比一个创作更愉悦？
赖盛：不是更愉悦，而是相当的愉悦，甚至兴奋。有点像唱卡拉OK，可以说是肤浅的，吃快餐式的，吃方便面式的这种快乐。实际上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就是互相解构啊，互相嘲笑啊，或者互相吹捧。我觉得，在创作过程中有种狂欢的感觉。这种快乐，很难形容。甚至我们把我们画的东西都编成了流行歌来唱，一个人创作是很孤独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种特点，就是说，在精神上，可能是很孤独的，但表面上，我们却不会像某些以前的艺术家那样做那种精神的孤独者，孤独的旅者。我们很喜欢大家一起玩，一起HAPPY，一起上街购物，一起卡拉OK，一起玩，这是一种群体性。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性，集体性和文革时代的集体性是不一样的，那时的集体性是一种强制性的。所以，从文革以后，有很多的艺术家就宁愿享受一种孤独，而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压制去形成集体主义观念，都是鼓励个性，鼓励个人的努力和个人的成就，个人的聪明才智，这样的话那些资质平平的人，就会有一种压力。所以，我记得小时候，身边的少年大学生是很遭人嫉恨的。也许，我们这代人就更加的合群，或者说我们更依赖于集体。我们确实在协作性上比以前要好。但当我们在一起画完画，睡觉时躺在床上，也会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精神状态都很相似。有人说我们是消费的一代。那么消费就是及时行乐。这种东西有很多人批判，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痛苦和脆弱，它有很多的根源在里面，我们没有上一代人那么多责任感和历史包袱或伤痛经验，但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它也是有它的形而上意义的。因为，我觉得消费包含着很多恐惧的因素在里面，人为什么要消费，可能和人没有安全感有关系。这种深层次的恐惧，其实也是可以反映人性很本质的东西，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看，消费是很深刻的。而假如我们真的脆弱，我们也会自己去承受它！
柳淳风：你们三个都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学院里面创作的作品对你们现在的艺术有不有影响？有什么不同？
杨晓刚：影响肯定是有，这个是不能否认的，每一个人进入学院都会被打上学院的烙印，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学院灌输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审美经验将影响我们一生。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在当代社会中，电视、网络、杂志、报纸等传媒将各种消费文化、商业文化信息轰炸般的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它逐渐改变了我们在学院中建立起的知识结构。图像符号正逐步的从心理到生理的各个角度改变我们的审美方式。从自身的生存角度来考虑的话，它比起精英式的学院教育对我们的改造要更彻底些。这已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但从精英的角度去关注流行文化会引起很多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创作的起点。
柳淳风：你们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形式来创作艺术，你们的艺术有阶段性吗？
杨晓刚：阶段性肯定是有的。从个人的艺术创作转化到一种集体的合作，中间肯定是有阶段性变化的。在以往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当中，每个人就是一个中心，个人根据一个中心来明确创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个中心的概念已经不能满足个人内心世界多元化的需要。在当代生活中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是零散的、碎片化的，无法连贯成连续的叙事，中心也变得不可确定。我们企图建立的这种个体之间自主的交往来共同完成作品，是希望更充分的展现个人不同层面的艺术才能。正是这种需要才导致我们的艺术向着交往和互动性的方向来发展。公司实际上一个集体的概念，通过在一个集体中有效的交往更好的发挥个人的创造力。这也是当代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的一种需要。
柳淳风：为什么要以三个人共同创作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创作？比起一个人作艺术有什么优越性？
杨晓刚：在与其他人交往和共同创作当中，可以扩展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尝试许多自己以前不曾体验的东西，改变原来创作当中自言自语的状态。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孤独的（前提是他不为市场的直接需要而做），因为他无法向别人去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种长期的孤独导致了在心理、身理等多个层面上的变异，艺术家已经不是正常人，而是特殊的人。共同创作的优越性就在于我们不再孤独的面对画布，可以和社会上的其他人群一样正常的交换个人的想法，使自己处于一种“在其中”的感觉。我不是唯一的，需要在一种矛盾和竞争中获得自己的话语权，我必须努力创作，为这个集体作出贡献。
柳淳风：你们所谓的“接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杨晓刚：实际上就像网络聊天一样，那是用文字的方式进行对话，这是用绘画的方式，我们都熟悉的一种方式。“接龙”实际上是指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下去自主交流的方式，非常自由也很好玩。“接龙”的过程也是一个交往的过程，互相用图像的方式来解构其他人的意思，在不停的消解意义中构成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由某个人设定的，而是由不断流动的画面所确立的，任何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终极的，随时有可能被其他人改变，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去改变别人要表达的意思。
柳淳风：在你们的图像聊天室中很多图象都是以电视屏幕为平台，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杨晓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发现电视屏幕中艳丽的色彩、闪烁的画面很有美感，我们作了好多实验希望能表现这种美感，后来，我们发现电视中的许多无意识的影像所呈现出的视觉力量要比画面本身更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就开始有一定选择性的建立那样的平台。我们认为图像越是没有意义，给予它可阐释的可能性就越大，角度越多，可以让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不太容易受到画面内容的局限。“电视就是世界”，当影像逐渐取代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影像的背后越是不代表什么，就越可以包罗万象，对影像阐发的讨论可能就是对现实作出的反应。它的含义可能就是没有意义，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成为了我们自由发挥的平台。
柳淳风：你们在一起创作感觉如何？
杨晓刚：感觉太兴奋了，是我从事绘画以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创作状态。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任自己自由发挥的时候反到是没有了创造力，一旦我们建立了这种游戏规则，那真是彻底的解脱了。因为你想得越不合逻辑，越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同样，其他人的想法不但不会干扰你还会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思路。这种支持、理解、信任对我们大家的帮助实在太大了。你经常会发现我们在工作时会莫名奇妙的激动，甚至还把一些身边的事（如艺术家的蜚闻、艺术展览、批评家的专用术语等）用流行歌曲互相篡改了唱出来，我觉得这些实际上也是我们创作的一部分，只是有些能呈现给别人，有些只有自己才能体验。我们也渴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游戏，也体验共同创造的快感。
柳淳风：你们的艺术作品是不是特别强调与观众的交流？通过怎样的方式？
杨晓刚：那当然，如果没有与观众的交流，那就是失败了。图像聊天是一种方式，出考题的方式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参与者的认可，颁奖典礼活动的观众投票，由观众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艺术家，并参与幸运大抽奖活动，包括我们邀请艺术家来领奖等，实际上他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创造者。我们期望能改变以往艺术家自编、自导、自演，强行给观众灌输一种理念的方式。现在的观众也已经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育的对象，就象在超市购物一样，大家都有太多的选择，我们想把艺术行为做得更轻松、娱乐，用大家都熟悉的方式，也是一种尝试吧。当然，作品也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概念，而是整个的行为和结果的过程。只有在呈现的过程中，我们的互动作品才能体现出来。
柳淳风：你们想要消解个性和图式化，为什么还要选择绘画这种方式？
杨晓刚：选择绘画和不选择绘画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绘画只是我们策划的众多活动当中的一种。人的个性不是被人自身消解的，而是被商业文明创造的极大丰富的物质环境所同质化了，包括人生活的目的、愿望、抱负、理想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论你怎样表现自己的个性，在商业文化或传媒文化当中，它总是容易被利用的东西，它往往慢慢变成一种中性的东西或者说只是一个托词。我们注重用艺术的形式来讨论社会的问题，其实这已经超越了消解个性的范围了。后现代一直就在消解个性，而且它已经造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但同时，这种多元化也渐渐造成了文化秩序的丧失。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种交往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创造可以依托的基点。我们的作品使用了社会上通用的消费生产方式，也是这个目的。
柳淳风：你觉得你们与上一代的艺术家有什么不同或相同？
杨晓刚：我感觉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强的历史责任感，也没有太多伤痛的经验。在我们生长的这个时代里，艺术所承载历史、教化的功能在逐渐消减，物质生活中的满足感让我们更渴望拥抱生活、接受一切新的事物，寻求更刺激的体验。面对艺术的态度上也有所区别，在我们这里严肃的问题往往被视为轻松、正经被看成说笑，反而把虚拟当成真实，模仿说成再生，总之，艺术被游戏化了，它包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说相同，我觉得我们正是利用或转借了他们所创造的一种方式，然后结合自身的体验来进行创造。说得更坏一点，他们是反叛，我们是利用，他们反叛了传统，我们利用了他们。公司取名叫“他们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
柳淳风：现在艺术家中也出现了不少组合的形式，你们成立的公司和组合有什么不一样吗？
杨晓刚：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考虑了组合和公司在概念上区别的问题，最终，我们还是认为公司的方式更能发挥个人的潜能。组合是成员在达成一些共识后，一同制作概念相近的作品，以一种面貌呈现给大家，而公司的可能性就要大很多，它可以是共同开发、创作，也可以凭个人的能力独自创作，只要符合公司的理念，为公司带来好的影响力，多数成员不仅不会反对，还会给予一定的支持。这样，既增强了公司内部的良性竞争，也更能调动每位成员的积极性，丰富一个集体的面貌，扩大公司理念的内涵。每个成员都非常重要，但却不是不可或缺的。
柳淳风：你们为什么要出考题？你们出的考题是不是对当代艺术的一些批评？
杨晓刚：首先，这是公司开发的一个产品。作为个人来说，我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他能把我平时思考的一些问题，用一种更轻松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说出来。同时也能够给其他周围的人带来乐趣。我的思维方式经常是片段性的，出题的方式刚好可以把片段性的思维表达出来。如果讲批评的话那太严肃了，但如果批评也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未尝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毕竟不代表某一个批评家个人的观点，它显得更加真实和客观，让做题者自己去选择，也没有批评者过强的权利话语，这也是我们互动行为的一部分。
柳淳风：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招聘和颁奖这样的活动作为你们的作品呢？
杨晓刚：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些大众都十分关心的话题来做作品肯定是有一定的社会指向的。现在各种方式的招聘、颁奖活动层出不穷，原因很简单，人们有这个需要，渴望被他人认可和接纳。我们在报纸上打了个广告，不管广告的内容有多么不合逻辑，同样有很多人给我们寄来了简历和作品，希望能得到我们的聘用。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首先，传媒有巨大的力量，把一切不真实的、虚拟的事变成事实；其次，有太多的人因为没有工作而发愁。
柳淳风：喜欢看电影吗？
杨晓刚：我喜欢看那些不要太动脑子的电影，能够很快就在其中找到愉快的感觉。
柳淳风：你平时除了艺术创作以外，还有什么其它的爱好？
杨晓刚：我喜欢电影杂志，NBA球赛，电视娱乐节目，港台电视连续剧，跟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喜欢网络游戏这些东西。喜欢买菜做饭。我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柳淳风：你们三个都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学院里面创作的作品对你们现在的艺术有什么影响？有什么不同？
袁欣：在学校里面的创作是在学院以内的，基本上是在学院的思维内进行创作，创作有一定的程式化，包括习作和各种创作都能看出这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规范性的东西也在各个学院里也都能看得到。比如说那种积极向上的内容，是各个学院都所热衷于表现的。但是出学院毕业以后，就没有那么多的约束，考虑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基本上想做的都能做。但是，那些在学院里面学习的技巧的等都是比较实用的。如果说，你不了解学院体制的话，作为画画的来讲，就会比较盲目，在了解学院以后，出来后，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和明确一些，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
柳淳风：他们艺术责任有限公司的前阶段的艺术作品都是一油画创作，在创作过程中，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你是壁画系毕业的，在油画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某些技法问题？
袁欣：在学院这么多年，油画也接触的比较多，自己也画了不少，不管是习作也好，课余创作也好。在现阶段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技法的问题还不是太大，不是属于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思维角度啊，要画的东西，内容等方面，这些东西是要探讨的。技术技巧的问题基本上大学已经都解决了。
柳淳风：你们为什么要以公司的形式来创作艺术，你们的艺术有阶段性吗？
袁欣：我们这个创作肯定是有阶段性的，这个阶段性实际上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创作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一个探讨，是一步一步慢慢成熟。一开始，想到的是三个人一起画画，最早是想做艺术超市这么一个概念，打破一种现在当代艺术圈里的老式的艺术格局，就是这个艺术家个人风格，艺术家是自己作品独立的生产者，就是想打破这种现状。然后，我们就集体创作，以集体的形式出现。用一种新的艺术产品生产方式来创作艺术。就是提出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想法也是在创作过程中，慢慢的不断的尝试。不管是从画面上还是从想法上，可以说都是在探讨中成长的。刚开始，是我们三个人一人画一块。图片都是些印刷品什么的。然后当我们画完之后呢，又觉得不过瘾。因为画面上来说，你还是感觉是一张画。三个人的痕迹也还是有，而且，整体画面效果感觉又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完全没有个性又是三个不同的人来完成的感觉。要把所有的想法都体现在一张画上，实际上就有些麻烦。因为，作为观者来说，他看不到创作的过程，他看到的只是结果。所以这个结果，当你拿出来，别人看不出来，或者不是那回事，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一种方式。比如进一步的，我们把之前的完成的作品作成一个平台，然后再在这个平台上来画那种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但都是细小的人物和细节，并不影响整个画面和构思。这个就可以是三个艺术家的作品又是共同的创作一幅作品。从观者的角度来说，他们能够比较明确的了解，从视觉上又能够看到一个结果，过程上他们又能体会。形式上，我们是采取的接龙形式的。这个结果，我们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画完以后，另一个艺术家在前一个艺术家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从结果上来说，基本上能体会这个过程。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吧。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新的方式和尝试。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暂时的过程吧。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以往的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的创作模式，是比较常规化的，有固定风格的等等。我们就是想从新的角度来做这种艺术作品，当然可能最后结果也避免不了有一个风格。但是因为是三个人同时完成的作品，风格可能是象刚才说的阶段性一样，会比较有跳跃性啊，变化也比较大。不过也因为是三个人的东西，这些变化也总是能反映在三个点上。这些大家也都能看得到。我觉得我们的东西肯定是有三个元素，是由三个东西支撑起来的。是大概这么一个意思，不是说单一的创作模式，或是成品的单一的创作样式。从内容上来看呢，也从最开始的完全是印刷品，然后拓展了一下，媒体等等都有所涉及。主要是因为，当代的媒体的信息量啊 ，对人们的影响啊，现代社会基本上是人们是生活在媒体的包围之中，自主性基本上是没有了，人们生活在社会之中，自己思考的时间慢慢减少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丧失了作为人来说的独立思考的能力了。我们希望所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柳淳风：你们前面的艺术实践对你们后来成立“公司”有什么启发？
袁欣：成立公司也是从一开始三个一起绘画这么一个过程中所诞生的一个想法。我们就是想体现这种集体性，而这种集体性呢，就是和当下的这种社会所运转的方式息息相关的，整个世界范围来说，经济也好，生活也好，人们的生存也好，各种各样的公司对人起着很大的作用，人们的工作，生活等等方面，各种公司都涉及到了。所以我们成立公司，也是对媒体啊，人类生活的一种反思和尝试，把股份制这种运营方式也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来，或者是说把它归纳到我们的创作行为里面来。这个最初的想法也是从我们三个人一起绘画开始的。从我们这个年龄段来说，我们对哲学，包括对意识形态，当下的生存环境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有我们的反思。
柳淳风：那么在我看来，你们新的作品都是在以前的作品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元素。你们的作品都是在一定的变化之中的。这是不是与你们这个年纪的艺术家的思维方式有一定的联系？请谈谈这个问题。
袁欣：从思维方式来说，从一代人来谈，我不好怎么总结。而且我觉得思维方式还是看个人的不同吧。但是每一代人的成长经历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具体的东西我不知道该下个什么定论。我们的作品经常变化，这个是因为我们至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完全已经完成了的作品或是一种完成作品的方式。我们一直在探讨之中。所以这就是一直在追求和探讨之中。变化也就是避免不了的。本身当下全球也好，中国也好变化的形式也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在运动和变化的。作品的变化，也我们的一个特点。最终肯定是三个元素在起作用。最后的成品也可能是绘画、行为或者是表演，这都有可能，我觉得。也许将来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就是不是完全是三个人在做，有很多人一起在做。这也我们的理想，或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大家一起做艺术，集体创作的性质。
柳淳风：你们的公司具有法律效应吗？
袁欣：我们这个公司暂时是一个概念性的。具体将来会不会有法律效应，我想是有可能的。现在主要是一个理念和概念。我们的作品现在也是在一个概念的范围内做的。
柳淳风：你们的艺术作品是不是特别强调与观众的交流？通过怎样的方式？
袁欣：对，与观众的交流一直是我们在创作之中就特别想做的一个事情。因为，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不论是什么作品，都特别想与观众产生共鸣。文学作品也好，艺术作品也好，最终是要落实到听者和观者的反映。我们在创作也同样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是非常想让观者体会到这个创作的过程还有意图，更希望想让观者来参与。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内容就是集体的创作性质。就是说是大家一起来做。如果这样的话就更需要观众来参与或者互动。不管参与创作过程还是参与最后完成的行为或什么，都是希望达到一种互动的效果的。我们的那些作品可以说是画完了也可以说是没有画完。这就是说它是及时信息式的，观众可以在上面继续画也可以在上面发表评论。我们的作品不是一张完整的画，应该说是一个平台。在没有完结的时候，大家可以在上面不断的附加和覆盖。观者是有参与的可能性，不象一般的展览，大家看完以后，就没事了。大家可以想了之后，在上面画、写，留言等等，我们也可以在看了观众留下的痕迹之后进行再创作，都是有可能的。这就象是一个写字板，可以在上面不停的写不停的画。
柳淳风：是什么促使你们关注那些无意义的场景？
袁欣：我们想做一些跟以前的艺术家不同的东西，当然这种不一样包括了形式、内容等等因素。对于这个无意义其实很早就有，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就是想从这种题材性啊，从这种画面故事性，这种画面形式里走出来，这样离我们想要的东西要近一些。不过是不是我们还会画一些故事性的内容在绘画里面，这也是可能的。其实那些小人都是有故事性的，只是在一个无意义的场景里面出现的。而这种无意义的平台我觉得是生活无意义的体现。
柳淳风：那么你们个人以后还会创作一些架上绘画吗？
袁欣：肯定会的。虽然我们是以公司的形式来作艺术，但这与架上绘画是不冲突的。作为一个个人和个体来创作架上绘画是可以的。三个人一起创作也很可能。这只是一个手段，它可以表现很多东西。它容易跟观众来沟通，比起行为，装置啊，它跟观者离得更近，观者也更容易接受一些。在中国和全世界的范围内，它都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创作手段。人们习惯接受它所以它有它的优势，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从造价来说，架上也是比较划算和经济。
柳淳风：你平时除了艺术创作以外，还有什么其它的爱好？
袁欣：我喜欢上网，喜欢看看书，看看书，做菜，生活挺丰富的，人比较懒。
柳淳风：喜欢看电影吗？
袁欣：在家里边看看碟，那方面的都看，大片，文艺片什么都看。最近的电影……看了个《手机》，还看了个很早的那个《大象》。恩……不能说好，反正都看了吧。

发表评论